卢元镇：中国体育改革社会化进程纵论

      中国体育改革已经持续了 40 多年，作为这场改革的观察者、亲历者和受益者，纵论这段为期不短的历程，深深地体悟出以下 4 句话： 

主张体育改革需要勇气； 

坚持体育改革需要韧性； 

推动体育改革需要理论； 

完成体育改革需要合力。 

      改革，常指改变旧制度、旧事物。指各种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组织作出的改良革新，不以革命的方式达成改变现状的目的。改革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强大动力。改革是否能成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走向，改革成功则可让国家走向稳定繁荣。 

       1995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国家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兴办和支持体育事业”。这段文字有 2 个含义： 

     （1）体育改革是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经过几十年的社会演变，“管理”一词已逐步让位于为“社会综合治理”。 

     （2）体育改革的宗旨是社会化。桥归桥，路归路，该给社会的给社会，该给企业的给企业，政府把属于公共服务体系的各项工作做好。以前讲的是“鼓励”，而今天讲的是“必须”。政府要尊重社团，善待企业。要按照市场原则配置体育资源。最终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管办分离，政事分离，政企分离。 

      中国体育改革要向以下 4 方面努力： 

     （1）权利。保障每个公民都有参与体育的权利，包括参加竞技体育的权利，政府要保障这一权利的实现。要实现体育“工具论”向“目的论”的转变。 

     （2）效率。要由国家作为唯一的管理主体，实行封闭性和单向度管理的国家管理模式，转向由开放的公共管理与广泛的公众参与这 2 种基本元素综合而成的公共治理模式，表现为高效的开放性和双向度。 

     （3）公平。以人民为中心，实现社会均等化，由少数人的精英选拔转向多数人的社会参与。 

     （4）科学。由经验的走向科学的。 

      体育改革的紧迫性是因为面对种种强大的压力造成的。 

3.1 来自国际体育的压力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正在崛起之中，竞技体育的成就是崛起的一部分。体育改革必须面对国际竞赛活动。当前中国体育在国际体育竞赛中的颓势已经显现，在近几届奥运会上中国队的表现整体形势非常严峻，含金量较大的“三大球”与其他集体项目下滑趋势严重，奥运备战工作较为被动。 

3.2 来自亿万民众的压力 

      民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自觉性、自发性极大提高，竞技体育的多元化趋势趋于明显；   

      民众对竞技金牌的价值观回归冷静，金牌至上的观念有所改变； 

      由于足球等项目暴露出假球、黑哨、赌博等问题，民众对竞技体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民众议题十分广泛，话语极其尖锐，这是必须给予重视的。 

3.3 来自全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压力 

      由于教育改革，运动员的入学、转学受到限制，业余训练的流动性下降；由于医疗体制的改革，运动员疾病可以纳入医保，而解决伤病问题需要另辟财源； 

       由于住房体制的改革，对运动员的奖励缩水； 

      由于退休体制的改革，体育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团的人员统统不再发放退休金，而进入社保； 

      由于社团体制的改革，体育社团化发展不再是可商量的事情，必须限时解决； 

      由于健康中国的推行，体育进入健康的非医疗干预，体育的价值观必须尽快转变。 

      毫无疑问，竞技体育是体育改革的重点。因为： 

     （1）中国体育的行政体制与竞技体育体制关系十分密切，在国家体育总局的行政机构和 40 多个直属事业单位中全面负责群众体育的只有 2 个，其他不是全部服务于竞技体育，就是赋予了大部分服务竞技体育的功能。 

     （2）竞技体育体制占据着全国绝大部分体育资源。 

     （3）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制约着其他体育体制，包括体育行政管理体制、群众体育体制、学校体育体制、体育产业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我国的竞技体育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是一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契合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体育体制。这种体制将体育资源高密度地集中在高水平竞技体育的高端。      

      今天，我国竞技体育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难于克服的弊端，因为这些弊端的根源来自这一体制；这种体制的垄断性压抑了它的创新性，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制度性成本和代价，包括人文成本、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从而使竞技体育无法得到从容的发展。 

      这些弊端成为中国竞技体育必须成为改革重点的理由。

      （1）业余训练与专业体育的关系。20 世纪 50 年代形成的、与教育有紧密联系的业余体校体制，到 20 世纪 80  年代每年以 15%的速度衰减，我国的业余训练至今没有找到一个适宜的体系，以及与专业队衔接的方式。 

      （2）专业体育与职业体育的关系。进入职业化的足球、篮球等项目，始终未能解决好职业比赛与专业比赛（全运会、奥运会等）的关系，未能解决好专业比赛的社会效益与职业比赛的经济效益的关系，处于两败俱伤的局面。更甚至于有用此事为借口来否定职业体育的观点和现象。 

     （1）推动体育改革的领导者改革决心还需坚定。 

     （2）推迟、回避改革的借口：大型运动会过多，政治包袱沉重；认为举国体制的优势大。 

     （3）体育界人员的综合素质还需提升，有些人不愿放弃既得利益。 

     （4）体育彩票改变了竞技体育财力不足的窘境，改革的经济动力不足。 

      于是，体育改革出现“肠梗阻”的现象。 

      在当今的体育改革中，有些理论上的疑点直接影响着对改革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以下 2 点。 

7.1 对“举国体制”的认识 

      “举国体制”的本质是竞技体育由政府来管、政府来办。事无巨细，全由政府包办。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迫于国家积贫积弱的原因，政府直接操办竞技体育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值得称道的。然而，它排斥了竞技体育除争夺金牌外的其他功能，特别是竞技体育对青少年的文化教育功能，以精英竞技将绝大部分儿童青少年拒之于竞技体育大门之外，也拒绝了体育的产业化发展。如此最终使竞技体育的路越走越窄。 

7.2 对金牌功能的认识 

      任何一项体育运动最终都会走向竞技，竞技就要争夺金牌，任何一个有尊严的国家、有骨气的民族都视金牌为瑰宝。金牌对激发民族意识、爱国精神所起的作用在和平时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深受儒学影响、较为排斥竞争的民族，金牌尤具文化意义。 

      然而，过分夸大金牌的政治功能，搞到“金牌至上”“唯金牌论”的程度，就事与愿违了。而且，与获取任何稀缺财富一样，争夺金牌必须付出代价并承担风险。我们只看到金牌正面的政治效益，而讳言失去金牌可能隐含的负面影响。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再回避这些可能造成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潜在的不安定因素，这些因素若转嫁到政府部门，是很危险的。我们的观点是，反对将金牌数量作为衡量政府体育业绩的唯一指标，反对不择手段地获取金牌，惟金牌论英雄；但并不拒绝金牌。“金牌至上”是错误的，但没有金牌是万万不行的。   

      中国体育改革的长期滞后，导致了体育改革煮成一锅“夹生饭”，带来的问题是严重的，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体制落后造成的运动成绩下滑日益严重。中国体育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制度性成本和代价，体制的垄断性质也极大地压抑了创新精神，当其他国家针对集体运动项目开始实行全面市场化的职业化体制时，中国在这些项目上曾经的优势荡然无存。最典型的就是“三大球”与大部分集体项目的日渐衰落，特别是中国足球，亟需整治令人不齿之顽症。 

     （2）体育改革停滞为腐败留出空间。近 10 年来，中国体育的格局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前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文化事业系统，全国只有几十亿元资金的小进小出，而现在已成为亮眼的庞大的“红海”，上千亿元资金大进大出，易人交易频繁，钱货交易日大，若体制不改革、法治不完善，贪婪腐败必将愈演愈烈。当下中国足球的种种怪现象背后有腐败作祟，体制漏洞给腐败留足了活动空间，体育口再不认真从体制源头查找原因，从政体育将成为一种高危职业。  

     （3）机构重叠繁复，不适应国际竞技体育的竞争环境。由于体育改革不彻底，原有机构、改革过渡性机构与改革完成性机构长期并存，形成了多重机构“齐抓共管”的复杂局面。比如某个球队，其上级领导单位包括协会、项目管理中心、竞技体育司主管处室、训练局以及总局分管领导，加之地方体育部门也参与其中，如此政出多门，一线队伍如何专心训练比赛？现在的国际竞技体育技战术发展变化很快，运动成绩排序也千变万化，中国这台沉重的体育管理机器如果不能轻装上阵，还能持续多久？值得思考。 

     （4）体育运动的各区块难以协调共处。放眼世界体育发展趋势，竞技体育、大众体育、职业体育、学校体育与体育产业不仅分工明确，更是协同发展。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学校、社区等各领职责，达到充分动员社会，人人分享体育。国内对于全民健身，需要更多有创新价值的活动开展起来。“体教融合”叫得很响，仍是剃头担子一头热。“校园足球”今后如何推进还有待观察。 

      （5）中国职业联赛几近寒冬。足球、篮球是中国体育市场化、职业化改革的排头兵，翻看过往，中超、CBA 的广告赞助商已悄然变局。职业联赛举办之初，大量外企冠名赞助并参与运营，仅仅几个赛季外企便识趣离开。冉冉升起的民营企业家欣然接盘，但好景不长，民企不堪重负，地方政府只好做媒引进了大量国企和房地产商。随着中国 GDP 放缓，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一些房地产巨头“爆雷”，个别职业球队应声解体。集体项目资金投入大，又几乎不可能获取升国旗、奏国歌的政治效应。这种市场化改革，成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弃婴”，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体育行政部门则以备战奥运会、世界杯，安排国家队集训为由，更改赛制，减少比赛，压缩赛期。广告赞助商、职业俱乐部没有太多话语权，断离成为唯一选择。中国职业体育联赛的寒冬已至，期盼春暖花开。

     （1）要保护已有的体育资源不因改革而流失。在这场改革中，特别是在体育行政部门的机构改革过程中，如何将政府手中的体育资源有效转化到体育社团中去，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 

     （2）做好多方面的政策协调。在未来 10 年，随着体育社会化程度增高，体育资源与体育活动等要素增长加快，使体育与社会其他部门行业的体制、机制之间的冲突点也越来越多：体育空间发展与规划、土地、水利、环保等部门之间，赛事活动与公安部门之间，业余训练与教育部门之间，社团建设与民政部门之间，体育产业与财政、税务、工商等部门之间，都可能出现种种冲突。这些现象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必须由体育行政部门着手协调解决。每解决一组矛盾就意味着体育社团获得一次认可、一次解放。 

     （3）大力培养体育社团的领袖与骨干。这场改革的成败既取决于体育行政部门有没有勇气分权让利给社会，也取决于社会团体具备不具备接受的能力。大力培养与提升体育社团的治理能力是当务之急，也是考验这一轮改革者决心与诚意的试金石。 

       体育改革是打开中国体育春天大门的钥匙。 

       只有改革，中国体育才能为今后更大的发展赢得时间和机遇，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中摆脱落伍者的困境； 

       只有改革，中国体育才能在国际竞技赛场上重塑辉煌； 

       只有改革，中国体育才能给体育产业的发展开拓出更大的空间和更丰富的资源； 

       只有改革，中国体育才能真正使儿童青少年和整个民族的体质强健起来； 

       只有改革，中国体育才能与美丽中国、绿色中国、健康中国和幸福中国并肩走在康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