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学习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学习的历史，就是通过学习不断探索，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进而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创造性学习，推动了党的队伍和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一

国民大革命开展以后，面对动员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历史任务和中共自身力量相对弱小的局面，中共中央认为，革命形势要求党在“数量上及质量上有相当的组织”，不仅队伍要壮大，而且质量要提高。首先就要在产业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在革命高潮时还要巩固发展党的势力于工农群众之中，使党“变成真正群众政党的组织”。革命队伍急需扩大的现实使党在组织发展上采取了一定的扩大优先的政策：“社会上一切革命分子，只有加入我们的党后，才有受到党的训练及真能了解党的理论之机会，我们决不可妄想在中国的社会能够得到许多现成的党员。”这一历史逻辑在一定程度上给党内教育带来一些问题和不足。党的四大对此予以尖锐批评：“党中政治教育做得极少。在党报上我们几乎很难找到教育党员关于党的政策的讨论文字，在小组会中很少有政治报告。因此，遂影响到我们党员在国民党机关报上常常有批评本党或更有不满意或误解本党政策的奇怪议论发生。”而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早就强调，“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党的教育工作在革命事业中居于重要地位。如果不全面解决组织发展问题，则党“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这已经成为“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从政治高度看待党内学习教育，明确加强政治教育的方针，是此时党的一个重要思想。这种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的现实需求，给党的教育训练工作提出艰巨的任务，需要进行全新的探索。

　　建立教育宣传委员会的学习制度。1923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教育宣传委员会，形成统一管理全党学习教育的工作机构，并制定《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教育宣传委员会由党、团中央协定委派委员组成，政治上的指导直隶于党中央，主要职责即“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之政治上的主义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团体以外之宣传鼓动”。下设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印行部、图书馆，分别负责党报党刊编辑、各地人员培训、中外报刊编译、印刷发行和图书资料的保存借阅等工作。教育宣传委员会选举书记一人，会议由书记召集。各地方委员会中须选定一人负责教育宣传工作，该地方委员同时亦为教育宣传委员会成员。《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还规定了富有特色的开展学习教育的具体办法：一是中央通过函授方式对各地方组织开展教育培训。课程有经济学及社会进化史、社会学及唯物史观、社会思想及运动史和社会问题、国际政治及帝国主义等。“函授办法即以各门之讲义或书籍定每月分印若干寄与各地地方组织”，“各地阅者之疑问由函授部主任分发各门编讲义者答复”。二是地方组织在平时大会中，除要认真讨论党、团中央的一切命令，“尚须讨论教育宣传委员会定期刊物之政治题目”和工人运动刊物中的重要材料，并每月将讨论情况报告教育宣传委员会。三是各地方至少应当组织读书会性质的马克思研究会，由地方教育宣传委员负责组织，并须有详细报告，内容包括一月内开会讨论次数、会员人数、到会人数、所读何书、有何问题、如何讨论、如何解决等。据此，党的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党内学习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推进了上述制度的落实。

　　推进以支部为基础的学习制度。党的早期基本组织为“组”，党的四大确定党的基本组织为支部，基本工作职责是教育党员、发展新党员，并在群众中做宣传工作。党的四大明确提出：“党的支部是我们党的基本教育机关，我们应在每次会议注意于政治报告和党的策略之解释，以及内外宣传遇有困难的报告和讨论。”中共党员都要编入党支部及各个小组，定期召开支部会、小组会，主要内容是传达、讨论支委会的工作安排、决定，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章，讨论时事政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192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系统提出了以支部为基础的学习制度。其中指出，支部在党内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党的教育和宣传的学校”，共产党员要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只有在支部中去学习；要把思想和行动无产阶级化，也只有在支部中才能达到目的。支部开展内部教育的标准是：思想的政治化——反对文人和书生厌恶政治的思想；行动的纪律化——反对无政府的倾向；研究的系统化——反对浪漫的色彩及学院派的倾向；生活的集体化——反对个人主义；要有信任党的心理——反对一切主观的见解；养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职业家——反对小资产阶级式的浪漫革命的思想和行为。支部中教育宣传员的任务和最重要的责任，是“政治教育和主义宣传的工作”，即要使支部的同志对于全国和地方实际政治问题有个明确的观点，对于主义有系统的知识，尤其要使他们能以理论的观点去分析现在各种问题。《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比较系统地总结和阐明了建党初期支部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经验，发挥了党的基本组织的普遍教育功能，加强了党内学习教育的制度化。

安源党校旧址

　　开始探索党校教育。鉴于党内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24年5月，党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党的四大进一步强调，要“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或各校临时讲演讨论会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1925年10月，党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开办两类党校，即地委之下的普通党校，任务是训练工人党员，以及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任务是教育政治知识较高和已有工作经验的党员。同时指出，“党校内的教育方法，应当根据国内革命运动的经验，说明共产党在许多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在党校听讲的同志，不应当与群众隔离，党校里的学生应当同时在校外工作，在同志或同志间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校的学生得着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根据这些精神，各地党组织先后开办一些党校。1924年12月，安源地委创办安源党校，刘少奇任校长，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校。1925年至1926年，还建立了北方区委党校、湖南区委党校、江浙区委党校、广东区委党校、武昌高级党校、上海区委党校等。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提出要开办最高党校，这是党最早提出建立中央党校，但由于严峻的革命形势，直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才得以实现。各类党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了一大批党员骨干和优秀干部，为推动革命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人才保证。党校的创办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一大创举。

　　地方党、团组织也创办了一批报刊，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党组织报刊有北京的《政治生活》周刊、广东的《人民周刊》、湖南的《战士》周报、湖北的《群众》周报、河南的《中州评论》、浙江的《火曜》、江西的《红灯》周报、福建的《革命先锋》等。地方团组织报刊有北京的《北方青年》、上海的《少年通讯》、广东的《少年先锋》、湖南的《湖南青年》等。地方党、团组织及其领导人经常在刊物上发表宣言、文告、声明、评述及有关文章，及时把党的声音传达到党员群众中去，统一党员思想认识，指导群众革命斗争。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和妇女团体组织，也出版有各类报刊。另外，国共合作以后，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全面整顿国民党报刊宣传系统工作，创办了一批由共产党员主持、以国民党名义出版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报刊，如《政治周报》《中国农民》《革命工人》《汉口民国日报》等。这些报刊不仅为广大党员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重要媒介。

大革命时期，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国共合作创造了促进革命发展的有利环境。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顺势而为，积极创建国共合作的各类学习组织，推动党内学习教育尤其是对党员干部的培养取得重要成果。

　　参与创办黄埔军校，大力培养军事干部。我们党在领导工农运动中认识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十分重视对军事干部的培养，要求各地党团组织积极发动推荐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黄埔军校。中共中央派出一批优秀党员到黄埔军校担任领导职务。1924年11月，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聂荣臻、恽代英、萧楚女等人也陆续任职。黄埔军校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国共合作期间培养了数百名共产党员。周恩来亲自制订政治课教学计划，先后开设社会主义原理、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军队政治工作、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苏联研究等课程。毛泽东、张太雷、苏兆征、恽代英、萧楚女等都担任过政治教官。黄埔军校是中共探索和开创军事政治教育工作的起点，积累了宝贵经验，作出了卓越贡献。

　　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等专门学校，多方面培养专业干部人才。在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下，中共针对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实际情况，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讲习班、农民训练班、妇女讲习所、北伐宣传训练班、青年训育养成所以及劳动学院等各种专门学校。1924—1926年，在广州举办了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又在武汉举办一期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培养1600多名农民运动干部。毛泽东主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周恩来、林伯渠、萧楚女、彭湃、恽代英等共产党员任教，培养来自20个省区的农民干部。学习内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农业社会分析、农民运动实践、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的关系等。学员还进行军事训练，并到海丰、陆丰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他们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学员还按照这种模式在当地创办地方性农讲所，播撒革命火种。

　　主办上海大学等高校，广泛延揽社会人才。上海大学是在推进国共合作的过程中，由一所私立学校改组而来。1923年4月，李大钊推荐邓中夏任总务长，主持学校行政工作。不久瞿秋白来校担任学务长，同年底任校行政委员会委员。他们都是学校的实际领导者，提出对上海大学的改造“应该具有划时代性和革命性”，办学目的是要用进步的思想和知识武装学生头脑，使他们具有独立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能力，担起革命的责任。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课程，并强调学生要深入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实际工作，“改造思想和取得实际经验”。李大钊、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萧楚女、恽代英、张太雷等都曾在学校任教。他们的教学很受欢迎，其他大学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也赶来听课。上海大学因此获得很高声誉，吸引全国各地大批青年学生接踵而至，还有从异国归来的华侨青年。上海大学建立党的基层组织，邓中夏、瞿秋白等人结合教学宣传党的政策，积极做发展党员的工作。领导妇女工作的向警予也常到上海大学与学生“谈形势，谈学习，谈思想，谈工作”，吸引进步学生团结到党的周围。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曾达到一半以上。

四

共产国际先后在莫斯科创办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招收中共党员、国民党员和革命青年。东方大学于1921年成立，学制初为7个月，后改为3年。课程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国际职工运动史、社会学等。1921年冬，东方大学中国班建立中共旅莫支部，成员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等。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继续利用这个有利条件，选派优秀党团员到此深造，1925年就计划选派60人。规定的选拔条件也特别强调政治因素，如“革命意志确定”，“不迷信个人自由，能受团体拘束”，“懂得赴莫是学习革命，不是研究学问”等。

　　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办于1925年，专门帮助中国培养革命人才。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渐派来大量学生，包括张闻天、王稼祥等。课程与东方大学相似，历史课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等，哲学主要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有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社会学、军事学、党的建设等。学校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针，注意引导学生研究中国实际和了解苏联社会的情况，强调学生除课程学习外，还要参加“行动学习”，行动第一，理论第二，包括参加各种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参与各种社会工作等。后东方大学中国班并入中山大学，1928年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只招收共产党员。

　　中国共产党还选派一批党员到苏联红军学校等军事学校学习，培养军事干部，其中有聂荣臻、叶挺等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干部初步开展了出国留学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治国安邦的政治军事人才，他们回国后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开展的国民革命呈现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学习成长得以多方面展开，党的学习理论和实践初步成型。

　　从政治上把握学习的历史方位，把学习作为关系党的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实现国共合作为中共较快打开革命局面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把党置于更为广阔的天地，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其自身力量的发展就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党清醒认识到，通过学习教育尤其是“政治教育”发展党的队伍，使党由一个“小团体”成为适应广大工农革命需要的党，成为历史发展的关键。

　　以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为学习的核心内容，布局各领域干部人才培养。大革命时期，党员队伍比初创时期呈现较快增长的态势，大批革命分子在入党后才有机会通过党的训练而“对于主义有系统的知识”。因此，党在各级组织的学习教育、各类学校教育以及报刊宣传教育中，都把党的理论、政策学习作为首要核心内容，从而使党员真正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凝聚起来。同时，革命斗争的全面展开需要系统建立一支适应各方面需求的干部人才队伍。

　　注重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孕育一批领袖人才。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突出优点。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就学习而言，党在各方面各领域的学习教育中，都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研究实际问题，反对“学院派的倾向”，反对脱离群众，要在实际工作和实地考察中学习。即使是党的理论报刊，也要求重视对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反映革命群众的日常斗争并给以政策的指导，党的一些报刊的影响力甚至超过创办已久的上海《民国日报》。

　　努力探索切合实际的学习制度，保证学习成效。抓好学习对一个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党，是至关重要的。而在革命战争年代，开展学习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和更多困难。发挥好学习的作用，保证学习成效，提高党员队伍质量，是一个重要历史课题。大革命时期，党建立统一领导学习教育的中央机构，将支部作为开展普遍学习教育的基本机关，初步开展党校教育培养重点人才，以报刊系统为重要学习平台等，都是可贵的制度探索。在具体方式上，创办党的函授教育、建立读书会性质的马克思研究会、确立支部学习的系统标准和办法等，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在教育方针上，坚持“政治化”“纪律化”，都是宝贵的历史经验。

本期编辑｜王先进